拆東牆補西牆

        31歲，一個可以活著，也可以死去的年齡。一個可以向上提昇也是一個可能向下沉淪的時刻。一個可能即將新婚，也可以初嘗外遇的年紀。我31歲那年，第一次到電視當解盤名嘴，十年後的41歲那年，又再度到新聞主播臺當起解盤名嘴。

        先回到上一世紀末，我服務的券商受某電視臺的股票節目的邀約（其實是雙方策略性合作），希望在每個禮拜固定兩天能派能言善道的分析師到節目侃侃而談，我和另外一位同事輪流上節目，差不多就是每個禮拜就得輪到一次去解盤節目現場，當時台灣媒體業正處於黃金時期，所以每次錄影的車馬費高達四、五千元，一個月上四趟便可以領到將近兩萬元的外快，對於還只是小康財富階段的我而言不無小補。

        當時所有的股票分析節目清一色都是所謂的投顧老師，那個節目開創了一個新的型態，她們邀請的都是法人的代表，如投信券商外資或銀行的基金經理人、操盤人分析師或交易員之類的，在當年造成一股高收視率的風潮。上節目的同業幾乎個個都相當認真且優秀，錄影現場的氣氛營造的有如專業金融法人的研究單位，不論是專業口條和台風都有別於一般投顧老師的那種「推銷員」嘴臉；我想當年那個節目會爆紅的原因在於「踰越」。

        在當年，金融業的投資部門與其專業人員對投資大眾而言可說是蒙上一層神像專業面紗，別說投信與券商的基金經理人、操盤人，連小咖的研究員都會被投資人視為鍍了金的神祇一樣，這些人嘴巴講了哪些股票或做了什麼多空建議，都是一般散戶追逐的焦點，然而，這些專業投資機構畢竟不是營業單位，自然而然地會和投資大眾保持相當遙遠的距離。然而我上的那個節目竟然可以一口氣請來幾十個專業人士每天輪流地在節目上面侃侃而談，自然滿足了投資散戶一窺專業領域的需求。一如那些單身宅男對於上流社會花花公自的情愛生活的不當憧憬，或灰姑娘對於白馬王子不切實際的浪漫探索，專業人士出現在電視上讓相對沒有專業能力的散戶有了一種「踰越」的快感，踰越了自身的階層、專業與生活。

        牛牽到北京還是牛，媒體的本質依舊是媒體，一年多以後的2000年初，那個節目面臨了收視率下滑的挑戰，於是開始走偏鋒，除了越來越多的投顧老師上節目之外，節目型態更是荒唐到讓人搖頭。

        兩個小時的節目一共請來十二位分析師，前半段節目就是由製作單位事先挑選三十檔股票，然後讓這十二位來賓票選，一人可以投兩票，緊接著便做出票選的統計，哪一檔股票可以得到最多票數便成為本周熱門潛力股，然後便由十二位分析師與主持人輪流吹噓上周或更早先的熱門潛力股，其股價表現的多麼英勇之類的話（當然不準的就一律不提）。節目第二段便來到分析師自選股，每位來賓得拿出一塊白板，上頭寫了三檔個股以及預期會上漲的幅度，也順便寫出大盤指數的預測，到了下周之後，節目主持人便會檢視上周十二位分析師的績效，還會作出排行榜呢。有一回一位投顧來的傢伙，還買通電視製作人去竄改他的績效，聽說對於他們吸收會員還挺有幫助的呢！

        節目改成如此，我當然無法為五斗米折腰到猴園被人當成猴子耍，於是我便向該節目請辭，改派一位公司的新進同事去上那個節目了；我前後上那個節目近一年半，當那個節目走向偏鋒時，我驚覺那位主播似乎也變了，一年多前的清新幹練的專業形象，一年多後她臉上的陰影讓粉妝下的皺紋更為明顯，明明白白露出上了年紀女人的真正面孔，一兩年前那個結合蘋果光科技與專業知性的美女，早已經成為殘酷的陳年贅語。強大刺眼的光線從攝影硼透射進來，可以看到她那略為失神的雙眼裡沉澱著一股沉重的疲倦；沒多久，幾個月後股票崩盤了，節目也收掉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散戶在一萬點的當下看了那個節目，衝動地在股價極度不合理的高點買進股票，也無法估計那個節目造成多少散戶被套牢，我只知道當財經解盤節目脫離應有的常態，開始裝神弄鬼搞一些與專業背離的節目橋段時，當出貨的一方與被宰割的一方之間靠著相同的媒體節目緊密連結後，通常股價高點都不遠矣。

        歷史之所以不斷重演，全都是因為人們太缺乏想像力與記憶的緣故。十年後因緣際會地又再度上電視幹起財經名嘴的兼差，不過，這次碰到的電視台就沒有那些裝神弄鬼的橋段，我之所以會答應到那家電視臺開了一個帶狀性的電視財經節目的原因是：那是主流新聞臺且是現場播出，這種坐在主播臺的人生經驗可不是人人都會碰到，通常談話性的節目都是預錄的方式，講錯話或節奏出問題都可以重來或經由後製去修剪，現場新聞主播臺可就是硬碰硬，講話的節奏與速度不能落後主播，然而主播還有字幕機可以看，我坐在主播臺上頭完全沒有字幕機可以讀，只能靠腦中不斷思考產生出語言，一方面又得注意儀態，眼睛不能亂飄，一方面又得用極為流利的口條去陳述專業的論點，更困難的是，還得掛上耳機隨時聽現場導播的指揮調度。

        第二個原因是那家電視臺並非是財經專業臺，所以她們沒有主觀的多空意識形態，也就是說她們不會強迫我去說一些我不想說的話。

        記得有一回，與我搭當的主播的耳機故障，恰好當天在節目現場要插播一個重大新聞：「強烈颱風警報發佈」，於是導播透過耳機請我暫時中斷財經談話，替主播播報中央氣象局發佈颱風警報的新聞，財經名嘴臨時成為氣象播報員，這應該是史上罕見的，更是我人生難得的經驗。

        那個新聞時段的收視率大約是1.5-2％，換句話說，平均每天收看那節新聞的人大約是超過四十到六十萬，通常我都只是剖析總體經濟大盤或當天重大新聞，曾經有一回我不小心講出一檔個股「健鼎」，卻意外發現健鼎當天的股價逆勢收紅大漲3％，在那一刻起我便體會到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前仆後繼地想要到電視臺開個解盤節目，或當特別來賓大爆明牌，原來只要我事先買進健鼎，然後透過主流媒體的傳播，一個禮拜只要做一次這種勾當，便可以賺取3％的報酬率呢！

        不過，當我在節目上談到利空、風險等話題之後，節目便會收到許多不滿與辱罵的傳真來電或mail，最可怕的一次是我提到某些新上市公司的財報透露出一些不為人知的黑暗面之後，我卻收到了來自中國蘇州的恐嚇信，連我家裡的地址都人摸得一清二楚，於是，當下我除非去追隨大部份名嘴，只去傳遞既不開罪人又可以讓散戶高興的利多言論，否則也只能選擇從此別再當媒體民嘴，三天後我便向那家電視台請辭，結束了我短短一百多天的新聞主播生涯。

        當人類身處禁錮、極權、偏見和單一價值觀的環境時，似乎只有流亡才能獲得救贖，不是嗎？

        我想起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罕.帕慕克說過的話：「我懼怕的不是神，而是信奉者的狂熱。」。


       本系列(交易員的探索)文章將收錄在九月出版新書"鈔票的重量"當中   該書將由商周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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